进入21世纪，贵州荔波的“自然美”惊动世界，已“申遗”成功，2007年6月27日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。“申遗”最关键的程序之一——联合国专家组对荔波的实地考察中，专家的强烈感受是：这里的山水、这里的人，这里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，都自然地流露出一种天然去雕饰的“自然美”，组成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动画卷。实际上在“申遗”过程中，为了达到世界自然遗产地的保护要求，荔波拆除了大、小七孔景区内的四座小水电站及相关建筑。彻底恢复了荔波“申遗”地的自然美景。

　　2008年3月20日，贵阳市委、市政府与北京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、清华大学环境科学工程系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研究所共同主办的“贵阳建设生态文明城市研讨会”在北京举行。与会者认为贵阳市委、市政府把建设生态文明城市作为施政纲领，视野开阔，立意深远，体现了贵阳敢为天下先的精神。

　　3月25日，省委书记石宗源发表讲话《坚定不移地走建设生态文明的特色发展之路》，认为贵州“欠发达、欠开发”的特殊省情，蕴含着保存良好的自然环境和原生态文化，具有建设生态文明的优势和潜力，需要切实把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最突出的竞争优势之一，强化保住青山绿水也是政绩的理念，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，抢抓历史机遇，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，努力实现贵州发展的后来居上。

　　这一切，无疑正在昭示我们青山绿水的贵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时代的到来。贵州文学特别是贵州乡土文学在建设生态文明时代的使命是什么？文学能发挥什么作用？

　　回顾20世纪的贵州乡土文学，从蹇先艾到石果，从石果到何士光，从何士光到欧阳黔森(处于世纪之交的欧阳黔森开始转型)，无论描绘了怎样的乡土，精神意蕴大多是传统与现代、愚昧与文明的冲突。

　　蹇先艾发表在1924年的小说《到家》，写一个在北京求学10年的青年重归故乡，而故乡的荒凉与破败，使“我”哀痛不已。我省著名评论家何光渝先生认为《到家》颇似鲁迅《故乡》的描写，“它深深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，又明显地表现着这些被生活驱逐到异乡的作家的特殊经历和感受。热爱故乡，同情农民，而又无法在故乡人民的苦难面前闭上眼睛。”而给蹇先艾带来更大声誉的《水葬》，更借故乡惩处小偷的野蛮习俗——“沉潭”，彰显出对旧习俗，对精神麻木的批判和“出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”(鲁迅语)。这也是“国民性批判”的时代主题。

　　20世纪50年代崛起的石果，承袭了反封建文化的主题，他发表于1953年9月《人民文学》上的小说《风波》，写解放初期母女两代农村妇女争取恋爱婚姻自由的故事，饱含着对封建宗法伦理观念犀利的文化批判，又歌颂了新时代给妇女命运带来的转折。这篇小说在上世纪50年代就引起关注，《人民文学》主编邵荃麟为此约请石果谈话，对他勉励有加，21世纪初《风波》又获得了贵州省首届文艺奖。

　　20世纪80年代何士光为贵州文学赢得全国声誉，最主要的还是得力于1980年、1982年、1985年先后在《人民文学》上发表的《乡场上》、《种包谷的老人》和《远行》这批乡土文学，他因此三次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《乡场上》描述了封建人际关系网的存在是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障碍；《种包谷的老人》揭示了农民顽强的生命意志中所反映出来的保守性，这些无一不表达了作家对传统的批判。

　　变化当从欧阳黔森开始。1999年欧阳黔森发表在《当代》的小说《十八块地》，写到了“文革”后期的乡村生活，但作者并没有在“文革”符号上下功夫，而是着力去写美好的人性，展现一个15岁少年对生命、友谊对爱情不可遏止的希望。“文革”的荒诞与乡村的宁静、淳朴形成鲜明的对照。写“文革”时代的乡村生活却写出了田园诗般的清新风格。这不能不说是文学贴近生活，而又超越时代的一种想象方式。这种超越当然又与作家创作的当下感受有关。

　　进入新世纪以后，欧阳黔森的乡土小说有了质的飞跃，生态意识凸现，对人与自然的关系、工业文明予以深刻反思，写出了堪称具有生态文明意识的中篇小说《水晶山谷》。这是一个应该引起贵州评论界高度关注的文本，是一个较为典型的“绿色”文本，只不过它在作家另一个“红色”文本《雄关漫道》过于耀眼的光环下，显不出自己的光芒。

　　生态文学，不是单纯描写自然的文学，它要揭示人与自然的关系，表现自然对人的影响、人在自然中的地位、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与和解等。而且面对现实的生态危机，生态文学侧重于发掘人与自然的紧张、疏离、对立、冲突关系的深层原因，即造成人类征服自然和掠夺自然的思想、文化、经济、科技、生活方式、社会发展模式等社会根源。《水晶山谷》正是这样一个发掘人与自然的紧张、疏离、对立、冲突关系的文本。小说中的七色谷原来是一条没有名的峡谷，是偏僻山村里一条美丽的峡谷；小说中的主人公田茂林原来是一个质朴上进的农村青年，就像那个遥远的山村、美丽的峡谷一样尚未被现代文明陶冶。地质队的到来，给偏僻的山村带来了现代文明，给无名的山谷命了名，让田茂林了解了外面的世界。这曾经是我们非常痴迷的景观：现代文明之风吹进闭塞的山村。但是现代文明是一柄异常锋利的双刃剑，它高悬在人类的头顶，常常使人们陷于进退两难的悖论之中。欧阳黔森的深刻之处，正是写出了人类的这种困境。田茂林作为乡村的文化人，他爱美丽的七色谷，爱七色谷里那些既不能当饭吃又不能当衣穿的五颜六色的奇石。他很庆幸峡谷里没有一户人家，因为“七色谷太美丽了，美得让人不忍去打扰它”。此时的爱，是没有物欲的精神之爱，愿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类之爱。在了解了奇石的价值之后，“公元一九九0年，春，三个鸡村南十二里的黑松岭迎来了它千万年来最为暗淡的时刻”。田茂林带了一帮人把黑松岭的页片状石头挖了个底朝天，“山上像发生了一场战争，一层层的书页状石头似被炮火掀翻起来，满山的碎石片掩盖了所有的长不高的绿色植物”，这真是惨不忍睹的景象。田茂林挖到了500个三叶虫石，换回了5000元人民币。从此，田茂林就越发不能罢手，田茂林的发财梦与城里来的老板们的发财梦结合在一起，不仅使得七色谷永远不复存在，而且也葬送了自己。

　　面对欲望的诱惑和未婚妻梨花父女的劝阻，田茂林的内心不是没有挣扎，但欲望的力量是巨大的，这力量不仅来自城里人，也来自田茂林的父母，更来自田茂林对现代文明的向往。田茂林如愿地做了工头做了领班却害怕去见白梨花。当他鼓起勇气去了一趟梨花村回来以后，半月没开笑脸，最终在开采水晶矿点时神秘失踪。这是一个含蓄内敛的结尾，人类以破坏自然为代价来满足自己的欲望，最终必将陷入深刻的精神危机之中。田茂林正是陷入了精神危机之中无法解脱，才会选择与水晶山谷一起消失。

　　《水晶山谷》的题材和主题都充分显示出作家鲜明的生态意识，不仅揭示出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，也揭示出物欲社会对人类心灵的污染。这是贵州作家对生态危机的积极应对，也是对生态文明的深情呼唤。从更深刻的意义上来说，这也昭示了贵州乡土文学的转型之路。

　　文学即人学。文学关注和表现人类的生存状态，必然要和关注人类的生态相关联。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和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，是生态文学产生的根本原因。在贵州成功申报世界自然遗产(目前贵州又在积极准备申报“赤水丹霞地貌”和“施秉云台山喀斯特地貌”为世界自然遗产)，贵州省委提出“坚定不移地走建设生态文明的特色发展之路”的鼓舞下，贵州作家特别是乡土文学作家应该肩负起历史的使命，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、诗意地栖居在地球上呐喊。

　　在过去的20年中，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尽管发展迟缓，但富有良知的作家以重建生态家园为使命，仍然创作了大量很有价值的生态文学作品。相比之下贵州的生态文学创作才刚刚起步，在贵州这块土地上抒写的空间无比开阔，而且贵州本土少数民族文学如侗族歌谣、苗族歌谣中有大量的可资借鉴的具有生态意识的文本。回应时代的要求，关注生态问题，呼唤生态文明，歌咏美丽的大自然，揭露和批判对生态环境的破坏，谱写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命之歌，实现贵州乡土文学的转型，是21世纪贵州乡土文学的历史使命。

　　(作者系贵州师大研究生处处长、文学博士、教授、硕士生导师)